位置: 中国人文经济网 > 人文关怀 > 正文

平凡的母亲 伟大的母爱

作者:宋才发 来源:本网 关注: 时间:2020-03-08 08:26
宋才发教授系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首任院长、二级教授,广西民族大学特聘“相思湖讲席教授”,贵州民族大学特聘教授、民族法学学科团队领衔人,博士生导师。
 
    (中国人文经济网北京讯)今天是“3·8国际劳动妇女节”,中央民族大学宋才发教授谨以此文敬献给他93岁的母亲,恭祝天下的母亲平安吉祥、幸福安康。
    我母亲名叫董秀英,1928年10月21日出生于“宋巷乡董六房垸”。1932年我外公因病过早去世,外婆只好带着两个未成年的舅舅和我母亲异常艰难的生活。外婆给人家当过奶妈、打过短工,也带着3个孩子要过饭。1933年出于家庭生活环境所迫,经人出面说合,外婆无奈地把我母亲送给伊家桥村一个陆姓的人家当童养媳。母亲从小就给人家当年做马,没有过上一天自由和舒心的日子。外婆担心我母亲年幼恋家,怕她在别人家里“养不驯”,为了使她彻底死了回家的念头,最终能够在别人家里存活下来。所以自她出门那天起,不仅外婆从来没有去看望过她,就连两个年少的舅舅也从来没有登过我母亲的家门。尽管我母亲自幼出落为童养媳,没有任何文化,但是在逆境痛苦挣扎中长大的她,并没有因为缺少母爱和亲人的呵护而懦弱,反而养成了性情刚烈的个性。十几岁后她就是一把干农活的好手,做起事来风风火火、非常麻利,就像男人一样从来不服输。因而四里八乡的乡亲们,给我母亲起了一个“抓风”的绰号。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,她独自一人到离家60里的县城(现武穴市梅川镇)找人民政府,经过两次“过堂”彻底解除了童养媳关系,1951年底与我父亲登记结婚。我大舅董承贵一辈子没有娶妻成家,自幼就与我外婆生活在一起,很早就离开了人世。因我母亲从小就没有与我小舅舅董承明一块生活,所以自我稍微懂事那时起,就发现母亲与舅舅家的关系并不那么密切,除了每年春节父亲带我给舅舅、舅母拜年,端午和中秋我去给舅舅家送节之外,两家人基本上不怎么走动。直到1972年我参加工作之后,两家关系才逐渐有了根本的改善。
    母亲是一位忍辱负重的人。母亲那坚强不屈的性格,在逆境中保持坚强的信念始终是我的榜样。我的确能够理解我的母亲,她性情之所以那样刚烈,是因为我父亲生性太懦弱,如果她不能够刚毅一些,在我们那个穷乡僻壤简直就难于生存。在20世纪70年代,一个农家子弟不仰仗“走后门”而参加工作的人实在微乎其微。因而我成为舅舅垸里那时公认的“最有出息”的一个外甥,我参加工作时年仅19岁。舅舅垸里有些好事的女人,既羡慕又妒嫉地议论我母亲,说我母亲养育我是“破窑出好瓦——挣足了面子”。对人格的羞辱是一种刻骨铭心的伤害。尽管那句话异常刻薄和伤人,但是它传到我母亲的耳朵里之后,她老人家半句都不作回应,好像根本就没有发生的事儿一样。用“沉默”对付他人的议论,对强者来说是一种“风度”,对弱者来说则是一种“聪明”。玉可碎而不可改其色,竹可焚而不可毁其节。对于母亲来说这实在是太沉重了,触及它有撕开伤疤一般的疼痛。我不识字的母亲正是用这种“沉默”的方式,坚强地支撑起她那颤抖着的自尊﹗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之后,有一次母亲偶然流着泪悄悄地对我说:“儿啊,你要为娘争口气,过去不与你舅舅家走动,不就是怕人家嫌咱家太穷吗?怕人家看轻了你吗?你这一代人一定要胜过我这一代人呀。”诚然,在今天看来这些都是一些鸡毛蒜皮、无足挂齿的街谈巷议。但是它对于一个从小受委屈太深,又没有文化的母亲来说,尤其是在“文化大革命”那样一个黑白颠倒的年代,她的一些想法不是毫无道理的。自古以来对待“富贵之人”不是难在以礼相待,而是难在能够不卑不亢、保全自己的人格;对待“贫贱之人”不是难在施以恩惠,而是难在以诚相待、彼此尊重。其实在当今的世界上,财富绝对不是评判一个人有没有价值或者价值大小的唯一标准;财富永远无法改变一个人的本性,只会让人露出本性。我母亲不与舅舅家走动亲戚关系,除了有她的一腔怨气之外,最主要的是怕我因之而受到不应有的委屈。爱之深、恨亦深,恨往往是爱的灰烬。在我们这个世界上确实有许多身份低微的母亲,她们的生命有时就平凡得如同田野里的草芥。然而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却没有卑微的母爱,每一份母爱都值得儿女们珍视和仰望。我终于懂得了老实巴交的母亲,原来深藏着一颗最柔软的爱子之心,她让我知道这世界上“最美好”、“最珍贵”的东西是什么?那就是她如同莲子一般苦的心。最美好的东西通常接近悲伤,最绝望的东西一定隐于内心。岁月无痕,母子有情;慈母之爱,昊天罔极。尊敬的母亲啊,也许您不一定觉得或者认为自己伟大,但是您在儿子的心目中就是源、是爱、是永恒。
    母亲更是一位受人敬重的贤妻良母。母亲的身体素质一向比我父亲好,家里的重活、脏活、累活基本上都由我母亲包揽。母亲是一个勤扒苦做的能手,屋里屋外事无巨细都由她老人家在操心,而且极少看到她表现出心焦和烦恼,似乎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天生就该由她去做,母亲对我父亲似乎从来就没有过多的要求。母亲生育了我、养育了我、教育了我,自我记事时起,她就隔三岔五地叮嘱我:“你父亲这一辈子为你们兄弟三个吃了不少苦。你是长子,一定要做出个好样子,好好地孝顺你父亲,懂得吗?”但是我从来没听到她要求我如何孝顺她,似乎在“孝顺”这件事儿上,她甘愿让我们把全部的“爱”都转移到父亲的身上去,这正是我不识字母亲的“伟大”之处。尽管母亲是一个做事风风火火的人,但在日常生活中又是一位非常细心的人。譬如,我兄弟三人每年极少添置新衣服,偶尔添置一两件新衣服,由于我是长子也往往是为我添置的。母亲通常把我实在穿不进去的衣服,自己动手改给我大弟弟穿,大弟弟穿小了的再改给小弟弟穿。可谓“新三年,旧三年,缝缝补补又三年”。尽管一件旧衣服早已洗得发白,有时出现补丁摞补丁,但是母亲能把它补得平平展展,从来不露针脚在外面。再譬如你同她一块走路,只要在地上看到一根铁丝、一颗铁钉、一截塑料绳,你可能不稍一顾,她却会弯腰把它拣起来。她经常对我这样说:“这些东西看起来不起眼、眼前没有用,可保不准什么时候就派上用场了。宁可东西等人,不可让人等东西。”直到现在她老人家都八十三四岁了,仍然怎么也闲不住。要么到田地里找点事做,要么出去砍些柴火;人家外出打工把承包地撂荒了,她硬要去拾掇着种上芝麻、花生;稻谷收割后她也要出门去拣稻谷喂养鸡子。正因为她总是闲不住,所以直到现在她的身子骨还算好,她与我父亲两人每年要喂养20多只鸡,前几年每两年出栏一头肥猪。我们真担心她因之而出事,总是婉转地好言相劝,但是并不起多大的作用。实事求是地说,由于我和夫人夏桂霞在尊敬父母上率先垂范,我们家所有当儿媳的晚辈们对两位老人都很孝顺,从来没有让他们的生活感到窘态;与他们朝夕相处在一起的两个弟媳,也从来没有对两位老人高声喊叫过。母亲是一个有口无心的老人,她的脾气历来不太好,年轻的时候常因一点小事就与我父亲争吵,有时甚至摔盘子、打碗的。对于我们这些尽管很本分的孩子也少不了打骂,有时还表露出恨得咬牙切齿的样子。但事情过去之后,她从来都不记在心里,“大爱若恨”是母爱的独特表达方式。我庆幸自己被她生育、抚养,一路走来我越发意识到,她给予我的让我一生受益无穷。母亲打心眼里敬佩我父亲,觉得我父亲尽管同她一样没有读书识字,但是羡慕他的记忆力不错,当生产队里的保管员,居然能用只有他自己才能够看得懂的符号记账。遇事也比较有远见,譬如在我读书的问题上,就有一个极好的例证。当我上初中一年级的时候,正赶上国家大搞围湖造田,每家每户都要有一个男丁上工地,一担烂泥条100多斤重,有时一干就是几个月甚至半年,个别身体虚弱的人被活活地累死在工地上。当时有不少人劝我父亲说:“何必你一个人累死了呢?把你大儿子拉出来替换你多好。自古只见过挑箩借谷的,没有见过挑箩借字的。穷人家没有关系和门路,孩子读书也白搭。等你另外两个儿子大了,再让他们读书也不迟。”我父亲笑着对那些人说:“孩子读书各人天分不一样,有的读得进,有的读不进。三个孩子就像‘三粒胡椒’,你知道哪一粒将来是辣的呢?宁可累死我,也不能让孩子当睁眼瞎。”我母亲是一个比较看重眼前利益的人,历来缺乏用长远的眼光看问题,这是她老人家致命的弱点。但在这个问题上,我母亲觉得父亲说的话在理儿,转过头来赞成我父亲的意见,支持我继续读下去。无奈之下,母亲只好到工地替换我父亲干繁重的体力活,好让我父亲稍有休整的机会。人们无不称赞我母亲是一个不服输的女人。那时人们的生存条件极差,在我们那个地方牛羊肉根本没有,猪肉只有在过年时才能见到。5块钱过一个年,在我家是常有的事儿。往往大年三十夜猪肉一上桌,我们兄弟三个早已等不急了,夹到嘴里的猪肉来不及慢慢地嚼细就往肚里吞。吃年饭的时候母亲也不像平常那样严厉,任凭我们的筷子像雨点一样在肉碗里挑来挑去,她自己只吃一点其他的菜。鸡蛋在今天看来是极其普通的家庭菜肴。但是在那个普遍贫穷的年代,除了过年或者家里来了贵客之外,我们家是舍不得吃鸡蛋的,全凭“鸡屁股银行”,解决一家人的油盐钱和看病的挂号钱。母亲偶尔蒸一两个鸡蛋羹,总是偷偷地放在父亲的饭碗底下,逼着他吃下去。父亲望着我们弟兄三个怎么也咽不下去,于是总要给我们每人分一块。每当这时母亲就会严厉地训斥我们:“你们知道吗?没有你父亲你们就活不成、长不大,你们不许吃,小孩子要懂事。”患难见真情。正是这些看似粗俗的质朴话语道出了人间真情,显现了母亲对家庭的无私奉献,更体现了天下母性的伟大。
    母亲是我们家的有功之臣。譬如,我在读高中的时候整天感到饥饿难耐,有时饿得心发慌。每周末要往返步行60多里山路回家,一则是为了背下一周的粮食和一罐腌菜,二则是为了回家狼吞虎咽地“猛吃”一顿。从小生活在贫瘠的农村,食不为味只求饱。那时从来没有零花钱在学校的食堂里买菜,尽管白菜汤只要2分钱1碗,但就是买不起。即使在异常炎热的夏天,带到学校的那罐腌菜仍然要食用一周。通常到周二、周三菜就开始变馊,咸萝卜、腐乳汤即使生蛆了也得咽下去,否则端着饭碗就没有别的指筷子的地方。母亲为了让我在学校里少挨点饿,从全家人口里省下一些麦子,加点盐炒熟后让我带到学校里,当我饿极了的时候,就悄悄地吃上一两把麦子做补充。为了从全家人的牙缝中挤出那一点儿粮食来,如果说家里其他人平常是坐在桌子上喝稀粥,那么我的母亲多是坐在灶台前喝米汤。母亲一生节俭过日子,在我们兄弟几个读书期间,她老人家从来没有为自己添置过衣服什物,全家的所有衣服及被子、床单等,全靠母亲晚上熬夜纺线织土布解决问题。那时候棉布一律凭票供应,国家规定成年人每人每年5.4尺,儿童每人每年3.7尺布票,在那个绝对平均主义的年代里,人们在穿衣用布的问题上确实是很平等的。有一段民间流传的“顺口溜”很能够说明当时的真实情况:“乡干部村干部,出门穿的‘呼啦裤’,后面是‘日本’,前面是‘尿素’。”干部们能够买几条装尿素的袋子(日本产)做条裤子,已经就是很大的“特权”了。在我们家里,除了每年设法给我们兄弟三个添置一两件新衣服过年之外,父母多年没有添置过新衣服,家里的布票基本上被母亲通过给人家“说好话”,用来抵付缝纫师傅的工钱,可怜天下父母心。那时高中的学杂费在今天看来实在不贵,每个学期10元钱,加上书本费共15元钱左右。但是由于我家底子薄,恰在那时我母亲又背时,屡犯头疼的毛病,这15元钱就是拿不出来。要知道那时喂养一两年的一头100多斤重的肥猪,也只能卖50多元钱啊。我读高中的那两年,母亲就像过“鬼门关”一样,她老人家为我这个读书的儿子愁白了头。每个学期开学前母亲就急着为我筹措学费,家里凡能变出钱来的东西都被卖光了,不足的部分就全凭母亲赖着老脸到处求人借。每次凑齐给我的3元、5元,母亲多数是用手帕包着给我的,有5角、2角和1角的,也有5分和1分的,就是没有整元的人民币。这些零散钱有些是母亲借来的,有的是家省下的柴米油盐钱,有的是母亲得病了舍不得吃药的钱,也有的是刚刚卖了几个鸡蛋的钱。作为穷人家的孩子,我知道穷人家的“钱是什么样子的”。所以,到1982年我与夫人夏桂霞结婚的时候,除了我们一房家具是新的之外,几乎是家徒四壁,没有一点值钱的东西。那时候(指我读高中时期的1970—1971年),生产队里自然条件极差,靠天吃饭、广种薄收,一遇天灾就颗粒无收。全劳力一个劳动日只能挣得0.16元,有些身体不太好的人,辛辛苦苦地劳作一年,不但没有任何收入,到头来还要欠生产队的“口粮钱”。因而一般人家如果没有在外地工作或者是做手艺的,家里基本上没有活钱,更谈不上有任何积蓄,那是一个中国人普遍贫穷的岁月。也不知母亲为我这个读书的儿子,挨了多少人的白眼、受了多少难以言表的委屈。每当我手里捧着母亲好不容易才凑齐的学费时,一想到父母为了积攒这一笔来之不易的学费,省吃俭用、东求西借的一幕幕,我的泪水就会情不自禁地流出来。我以为世界上有两样事物是每个人都必须仰视的:一个是星空,一个是母爱。所以从那时起,一种知恩、感恩、报恩的理念油然而生。我发誓要为父母争气好好读书,无论如何要混出个人样子来,以实际行动尽到自己的一片孝心。那时也曾幼稚地发誓:一定要让所有“瞧不起”甚至“歧视”过我母亲的人,对我母亲“仰视”才行。
    天底下最无私的爱是母爱。人世间有些“爱”很大气,有些“爱”很执着,还有一种“爱”很纯粹——没有任何功利的痕迹,我觉得这种“爱”就是母爱。我以为最朴实无华、最神圣博大、最刻骨铭心的爱,就是母亲对于儿女那种永恒的爱。我母亲她老人家没有文化,说话从来就是直来直去地毫不修饰,很少顾及别人是否高兴。只要遇到她不顺心的事儿,立马就挂到了脸上,全然不顾忌别人会怎么想。我母亲不但性格和脾气不太好,而且有时还比较固执己见。尽管母亲没有能力、也不可能穷户养“娇子”,但可以说我就是母亲的一切。譬如,她哪怕遇到天大不顺心的事儿,哪怕她老人家正在伤心流泪,只要看到我进了家门就不再做声,她老人家觉得我是读书人,决不能让我感到难堪。我似乎就是母亲心中的一块“玉”,母亲用她那粗糙但又质朴的方式,像雕琢玉器般地一点点地养育和塑造着我。世界上几乎所有的珍奇异宝都能够据物论价,唯有玉无价,玉是永恒的。因而人世间也唯有无价的东西,才称得上是有生命的。俗话说:“玉不琢,不成器;人不学,不知道。”我们通常所说的“玉文化”,我以为这里的“化”就是“熏陶”,实质上也就是“琢”。它是一种潜移默化的磨打和雕刻,是千百年来传承嬗变的感染和积淀。从我出生到逐渐成长,从长大到逐步走向成熟,从家乡宋家巷的黄土岗到省会武汉,再从武汉到首都北京,在我前进的每一步当中,都能够寻找到母亲心血留下的烙印。几十年来我一直保持了一个良好的习惯,那就是除了外出开会或者进教室给学生授课等庄重场合外,我一般不穿皮鞋,一律穿土布鞋。我从小就穿惯了母亲做的布鞋,觉得穿上它心里舒坦、脚上舒服。即使当了教授、处长、院长,也全然没有穿母亲做的布鞋“土气”的感觉。后来母亲眼睛不好使做不了针线活儿,还特地请垸里的年轻媳妇们帮忙做过几双布鞋寄给我。我现在也是为人父母,每每想到母亲为我奉献的点点滴滴,不由得不热泪盈眶。我父母尽管前半辈子吃尽“苦中苦”,他们终究属于“幸福人”之列。尽管他们开头不幸,但他们的结局是幸福的,因而仍然称得上是幸福的人。而那些开头幸福但结局不幸的人,终究只能说是不幸的人。母亲的恩情比天高、比地厚、比海深,怎么估价也不过高。为了国家和个人事业的发展,忠孝往往难于两全。父母大人深明大义,他们几次病倒了也不让我们知道,怕因之而影响和分散了我们的工作精力。平常我与他们通电话的时候,他们也总是报喜不报忧地说:“我俩一切都好,不要挂念,我们手里不缺钱,你要多关爱你的妻子和孩子。由于我们家底太薄,我们没有能耐帮助你们。”有时还流着泪说,他们手长袖子短、眼界浅,拖累了你夫妇俩,对不起你夫妇俩。总是勉励我在外要听领导的话,要好好工作。中国农民的大多数都是不图儿女回报的善良父母,他们对土地的指望和依赖,甚至要比对儿女们还多一些。我算不上传统的和人们所说的孝子,但是为了辛劳一辈子的父母能够幸福地安度晚年,我没有理由不为他们尽一份做儿子的职责。“只愿父母都长寿,安慰天下儿女心。”如果人真的有来世,来世我愿再当两位老人的儿子孝敬他们。
    (原载宋才发著:《惟寻真知启后人——我的执教生涯40年》,湖北人民出版社2011年6月版)

打印此文】 【关闭窗口】【返回顶部
·上一篇:人文关怀凝聚抗疫力量 ·下一篇:三八節特刊:致敬抗疫一線的巾幗英雄
相关文章
推荐文章


Copyright © 中国人文经济网 版权所有 | 苏ICP备19064201号-1

投稿信箱:110@chcpa.cc 求助与合作热线:17338108848(北京) 025-58907110(南京)

机构人员 中国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人文关怀专业委员会

法律顾问:北京市盈科(南京)律师事务所 奚洁虹律师